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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费率继续下调 企业减负痛击“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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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12-29】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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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呼唤已久的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终于在临近新年之时得到了回应。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生育保险将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这意味着,中国社保体系将从“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同时,企业社保费率有望在今年下降2%的基础上继续下调。
  “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当下,降低养老金费率成为降低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这确是一个两面为难的事情。” 12月24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一面是企业缴费率太高很难存活,要求降低社保缴费率;另一面是,一旦费率降低则面临着基金收支不平衡加剧的问题。但是,二者中若必取其一,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是优先选择。
  在杨燕绥看来,要开源才有福利,如果不能保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福利则是无源之水。

  面临两难选择
  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粗略统计,“五险”的总费率已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企业负担为28.25%,个人负担为11%,企业社保负担非常沉重。即便已在2015年内,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先后降低了相应费率,但一共不到2个百分点的降幅,对于接近40%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降,过高的社保缴费率将大量中小企业陷于两难处境——逃费为违法行为,也没法向员工交代;若按规定缴费,高额的人力成本是它们不能承受之重,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进而加剧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降,由于保险基金的入不敷出,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无力负担相应的社保支出,降低社保费率无疑会加大未来相应社保基金的缺口。
  12月22日,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个别地方甚至通过举债来发放养老金。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很多省份养老金收支状况恶化,降低社保费率必然会加剧基金收支的不平衡。
  众所周知,在所有险种里,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医疗保险。根据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险发展报告》来看,无论是与OECD这类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养老金费率均“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列”。
  “降低社保费率势在必行,但工伤、失业等险种的缴费率已相对较低,唯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下调空间,尤其是医疗保险,每年保持收支平衡即可,结余是没有道理的。”12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至于应该降低多少社保费率,可按以支定收的原则进行计算。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孙博对此却持反对意见,“我认为可优先降低结余规模相对较多的险种费率,比如失业、工伤等险种,虽然这几个险种的费率看似很低,但它们的结余相比较而言并不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养老保险的费率虽然很高,同时确实略有结余,但这部分结余发放不了多久,也就是说,养老保险的费率没有下调空间。”

  充实储备基金
  企业社保缴费率居高不下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降与不降、降哪个险种似乎都面临两难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在2016年必将有个结果。
  “企业社保缴费率过高无异于‘杀鸡取卵’,降低社保缴费率与夯实社保费基是必然的,但是,从哪降呢?”杨燕绥表示,按照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和赡养负担厘定费率,美国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计划的税率为工资的12.4%、医疗保险费率6%左右,德国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养老保险费率为19%左右、医疗保险费率15%,2002年《法定养老保险持续发展法》规定,费率不得超过工资的20%,除外意大利和西班牙,OECD国家的养老保险费率均未突破这个封顶线;可见,中国养老保险费率已经突破超级老龄社会的封顶线,违背了银色经济代际利益平衡的基本规律。
  杨燕绥团队曾经用聚类分析方法选择19个OECD国家和相关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建立社会保障税费综合治理机制需要六个条件:一是鼓励生意;二是适度吸引移民;三是提高劳动人口年龄和就业参与率;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灵活就业,增加大龄劳动人口的就业机会;五是控制和降低法定养老金水平,通过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提高养老金充足性;六是按照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改革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在激励就业的基础上改善福利,即国家给面包、自己买黄油。
  杨燕绥强调,在科学规划未来、用国企红利偿还旧债、提高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均有降费空间,医疗保险费应当控制在8%以内。
  在杨宜勇看来,除了上述永久性降低社保缴费率的措施,还可以学习新加坡等地实施暂时性下调,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下调企业费率,经济好的时候再升回来。
  就此做法,孙博给予了肯定,但是,他建议应该将这种社保费率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变化形成制度化,也就是建立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可以灵活调整的社保缴费机制,同时,如果一定要降养老保险费率,政府应该先把以前的隐性债务和转制造成的缺口补上,“养老金必须保持高费率且难以下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承担转制成本,而是通过制定高费率试图最终由企业来承担,如今要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政府就应该先补上这个窟窿。”
  不过,孙博强调,从长远来看,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将全国社保基金这一储备基金做大,以便未来养老金有缺口时可以补起来,比如加强国资向全国社保的划拨力度。就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年也曾表示,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基础上才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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